高考终于要改革了。9月4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据介绍，此次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此轮改革从考试科目、高校招生录取机制上都做出了重大调整，目的就是探索招生录取与高中学习相关联的办法，更好地推进素质教育，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考试压力，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不可否认，高考制度在增强社会流动性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在1952—2002年的入学人数为样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高等精英教育的生源开始多样化，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甚至和中上阶层子女所占的比例相当，在北大和苏大，这种相当的比重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而在1949年之前，中国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上是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所垄断。为此，李中清在《无声的革命》一书中指出，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无声革命的出现。这场革命虽然不及社会政治革命那样引人瞩目，却同样意义深远。

    也正是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高考制度被称为“最为公平的制度”。不过近段时间以来，高考制度却饱受公众诟病。公众对高考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各个省份上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难易程度不一———比如名牌大学在京沪两市的录取比例远高于一般省份；二是流动人口的子女无法在居住地参加高考。而这两个原因结合在一起，则是另外一个更为严峻的话题：高考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被弱化。

    同样是北京大学，不同的时间却发现了另一个现象。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副教授统计了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在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但是这个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从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同样的数据也出现在清华大学2010级学生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为什么北大、清华农村生源人数会逐步减少？一个想当然的解释是城市化所导致的农村生源减少之故。不过上面清华大学2010年级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村生源占该期学生总数的17%，而同期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在我看来，唯一能够解释的现象是，由于一省之内存在着经济差距，那些在经济上占优的城市中学可以通过更为优厚的条件吸引优秀教师，而师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学校的教育水平。如果这个解释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在那些经济发展悬殊的省份更能出现这种现象。事实上也是如此，几年前被媒体广为报道的“超级中学”，绝大多数来自那些经济发展更不均衡的省份，而在江苏、广东和浙江等省份几乎不存在所谓的超级中学。

    那么，如何化解这个现象？据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介绍，目前的改革方案主要是三大举措，一是完善国家招生计划编制办法。在编制国家计划时，综合考虑生源数量及办学条件、毕业生就业状况等因素，并督促高校严格执行国家招生计划。二是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要求东部地区高校专门安排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三是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要求部属高校公开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调出的指标主要用于中西部及入学机会偏低的地区。教育部希望通过这些举措，争取到2017年时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到4个百分点以内。

    以上三项措施，归根结底就是要扩大中西部的招生名额，从而缩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在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距。毫无疑问，这些举措有助于中西部及入学偏低的地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扩大在这些地区的招生，还是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确保这些名额都是用于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员？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目前被媒体热议的超级中学，绝大多数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果在这些地区再投入更多的招生名额，意味着这些学校会占据更多的招生名额，一个很可能的后果是，为了公平而投放的招生指标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却更不公平。

    增加投放招生指标不行，那更好的办法是什么？在我看来，让人流动起来可能是比在中西部地区增加招生指标更加可行的办法。如前所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与此不太匹配的一个现象是，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里入学的机会并没有像父辈在城市里就业那么多。由于户籍等因素的限制，流动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子女只能在户籍地入学，而这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